對於AI可能引發的大規模失業，有不少人認為，回顧工業革命、資訊科技革命，每一次技術浪潮雖然淘汰了舊職位，但最終都創造了更多的新職位，這一次亦會如是。
然而，歷史真的會簡單地重演嗎？
「從無到有」與「從有到多」的根本差異
過去幾次改變人類命運的技術革命，共通點在於「突破人類的物理或生理極限」。
沒有火車與飛機，我們的雙腿無法跨越洲際的距離；沒有電話與互聯網，我們無法與地球另一端的人進行即時通訊和處理龐大的資訊。這些技術做到了人類原本做不到的事，從而無中生有地開創了全新市場。因為出現了飛機，所以衍生出跨國物流、航空旅遊、全球供應鏈管理等數以千萬計的新職位；因為出現了互聯網，所以誕生了電商、社交媒體、整個數碼經濟行業。這些需求，在技術進步前是不存在的。
反觀目前的生成式 AI，其核心能力在於生成文本、編寫程式碼、繪製圖像、分析數據等。這些人類本來就做得到，而且頂尖的人類依然做得比 AI 更好。AI 的顛覆性不在於它開創了新維度，而在於大幅降低了這些標準化認知勞動的邊際成本。
當一項技術只是在模仿人類，而不是超越人類物種的物理限制時，它就很難像互聯網那樣，憑空創造出一個規模龐大到足以吸納過億級別勞動人口的全新需求板塊。
供應大增後的新增需求
當然，成本的斷崖式下跌與供應量的大增，必然會釋放一些過往被壓抑的市場需求。正如農業技術的進步讓大部份人口無需再從事耕作也能吃飽，從而創造了龐大的服務業與娛樂業市場一樣，當信息處理能力在 AI 時代變得廉價，以下需求可望迎來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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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一對一的專屬服務是奢侈品。無論是擁有專屬的私人學習計畫、只為一、兩個人度身訂造的軟件，還是全天候的心理陪伴，都因為人力成本太高而無法普及。當 AI 能夠瞬間處理海量數據，這種極度個人化的服務將會平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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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社會整體的生產力因為 AI 而大幅提升，人類的空閒時間將會增加。正如工業革命後衍生了現代的週末概念與休閒產業，未來遊戲娛樂、深度旅遊、文化體驗、運動競技的需求會迎來增長。人們會有更多時間投入到那些能帶來情緒價值的體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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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數碼世界充斥著零成本、完美無瑕的 AI 生成內容時，真實、甚至暇疵，將成為稀缺品。人們會產生心理反彈，願意付出高昂的溢價去購買「人味」。需要強烈同理心、實體互動與情緒價值的工作，例如心理輔導、高階教練、長者護理，甚至是講求匠人精神的手工藝與實體活動策劃，需求將會大增。為這些服務付費不只是為了解決問題，更是為了購買人與人之間的共鳴與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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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擅長解決「如何做（How）」的問題，但無法定義「為什麼要做（Why）」。在充滿模糊性與利益衝突的商業與社會現實中，我們需要有人定義問題、解釋意義、承擔決策風險。未來的職場需要大量具備強大批判性思考、懂得發掘痛點的指揮官。他們能夠拆解複雜問題，審核 AI 的產出質量，並協調多個 AI 系統去執行任務。
不可盲目迷信歷史，社會制度需迎難而上
上述的新增需求確實存在，也必然會創造出一批新職位。但我們必須誠實面對一個殘酷的數學問題：這批強調高階決策、個人化需求與真實情感連結的新職位，其數量真的足以彌補被 AI 逐漸掏空的龐大中基層白領職位嗎？
答案大概率是悲觀的。一個思維敏捷的指揮者配合十幾個 AI 代理（Agents），就能完成過去十幾人的工作量。企業在大舉導入AI的同時，亦在不斷尋求精簡其規模，並讓架構變得更扁平的措施。標準化腦力勞動群體被企業AI轉型浪潮「優化」的同時，社會沒有像過往20年一樣出現電商、數位行銷等萬億級GDP新產業，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吃下這些人力供應。
因此，我們絕不能盲目地將過去技術革命的經驗套用到今次的 AI 浪潮上，用「船到橋頭自然直」的樂觀主義來麻醉自己。在殘酷的全球商業博弈下，我們難以奢求企業會主動承擔吸納過剩勞動力的社會責任。故此，政府與決策者必須摒棄被動心態，及早綢繆，從制度層面構建應對巨變的安全網。這不僅是防範貧富懸殊進一步惡化的必要之舉，更是確保科技進步能真正惠澤普羅大眾，而非淪為極少數人專利的政治責任。
除了探討多時的全民基本收入（UBI）外，社會亦需具備前瞻視野，積極審視各種嶄新的資源分配機制。例如學界近期熱議的「Token 稅」構想，便值得探究：既然企業聘用勞工須繳納各項稅款支撐社會福利網，若企業大舉消費算力取代人力，亦理應為其造成的社會成本按 AI Token 消耗量承擔相應稅負。此外，教育體系亦須從根本著手變革。除了賦予新一代駕馭AI的技能，更要徹底扭轉傳統思維。隨著企業架構日益精簡，愈來愈多勞動力將流向自由工作或創業；學校不應再局限於量產「按本子辦事」的標準化執行者，而必須著重培養其解難、管理及領導能力。
本文原刊於明報，刊登日期為 2026 年 4 月 27 日。